Ivone Margulies寫到：“安娜（阿克曼）的旅程結束了，她回到了自己的公寓，但卻因為另一個人的存在而不得不過上自我放逐、自我蟄居的生活，將游牧主義的主題發揮到了極致。阿克曼的極簡主義體現為劇中副標題的使用，畫外音對敘事的參與，以及她夸張的舉止所暗示的喜劇默片傳統。阿克曼通過對她自己的笨拙的身體的再現，分解了那個理想的、統一的作者形象：她既是導演-控制者，同時也是一個虛構中的角色-被控制者。而在敘事層面上她既是屋主-所有者，同時也是被入侵者，阿克曼作為電影導演的主導地位被這種虛構的不安全感瓦解。一方面，她被迫根據同居人的活動重新劃分自己日常活動的范圍；但另一方面，她也通過一臺攝影機監視著他的行動軌跡（這使人聯想到攝影機作為監視裝置的起源）。這一切都象征著電影裝置的自反性。”